在我国台湾地区,曾经是怎么妖魔化游戏的

珑讯头条2018-11-07 18:44:58

1980年代,虽然“反共抗俄”这种口号已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渐渐在我国台湾地区销声,但国民党所讲的传统儒家思想加近代“国族主义”,以及大学联考“一试定终身”的升学主义,仍在社会上居于主流。新兴的电子游戏,当年叫“电动玩具”,也纷纷被视为妨害风化、教坏小孩的洪水猛兽。


电子游戏出现后,一部在台湾地区同步妖魔化游戏的历史也徐徐展开了。



电动玩具的发迹


1988年解严(戒严解除)以后,“国家主义”失效了,但升学主义还很坚挺。那时“电动间”(街机厅)在电视与报刊上经常被描述成藏污纳垢的地方,不但有香烟、帮派、赌博,甚至还有毒品。例如有报道说,电动间老板在空调风口放安非他命(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冰毒的结构与之类似),配合当年铺天盖地的反毒倡导(包括电视剧、电视广告、校园宣传、报章专题),更加放大了家长的恐慌与敌视,迅速超越了“撞球间”(又称“弹子房”,撞球即大陆所称的台球)之为不良少年聚集场所的名声。


这些恶名并不都是冤枉。1980年代,作为“经济奇迹”的副产品,台湾地区民间赌风炽烈,除了最厉害的“大家乐”(依托当局发行的“爱国奖券”的地下六合彩及各种变体),还有各种赌博电玩机台。一开始是进口,然后本地强大的电子业者迅速盗版量产,什么扑克机、老虎机、麻将机都不在话下。其中最流行的一款,是看起来比较休闲的“小玛莉”,投5元或10元硬币(当年一包零食或饮料的价格)就可以玩一道,最大奖也就50或100元,小奖看店老板怎么设定。


到80年代末,“小玛莉”已经泛滥全岛,遍布街头巷尾的杂货店中,老少通吃,不少小孩子都在上面输过一堆早餐钱、零用钱。至于认真经营的电动间,更不乏混搭一般机台和赌博机台的搞法,据说只要疏通好黑白两道,回本极快,是无庸置疑的暴利行业,各种恶性事件当然也少不了。



1990年左右我上了小学,受到宣传的影响,也就下意识地对外面的电动间产生了排斥感,而且是非理智地觉得它“乱”而不想靠近或打听。理智上,我讨厌烟味、讨厌噪音(那时游乐场音响都开得很大)、讨厌花钱,所以宁愿在家玩电脑和任天堂,并且还有些自得于自己又守规矩又能玩。


当然,不是所有电动间都乱,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台北最时髦的忠孝东路SOGO百货地下室里就开了一大片电子游乐场,爸妈带我们去过几次,那里禁烟(虽然还是很吵),不放赌博电玩,也有不少亲子同乐,形象相对好,似乎和那些坏事不沾,但这种能借着“百货公司”标签的时尚感洗白的店家只是少数。据说,1996年,台北市电动间的数量达到了最高峰,超过3万家。


这里且不去细细查证这个统计数字,只说一个能让大家比较有画面感的场景——补习班。升学主义之下,从小到大,我身边就没几个同学是没补过习的,台北市补习班最密集的区域是台北车站附近的南阳街,这当然也就成为了电动间的一级战区,据说当年新光三越百货大楼后面一整排都是。有一些中学生,因为想晚上在外面打电动,跟父母说想去补习,父母看他有上进心也就乐得掏钱。


补习班这种地方会汇聚前段学校到后段学校的各种学生,从有实力上前三志愿的,到只是来让家长花钱买安心的,都有,于是周遭电动间的龙蛇杂处,也就不在话下。如果你想投合家长、老师的痛点,取个电子游戏荼毒青少年的证据,到那种地方随便一拍就有。


中学生顶着联考压力打电动,大学生没人管了更厉害(当然也有人因为没人管,不再具备反抗意义,所以反而打得少了),2016年我看到一篇政论作者“人渣文本”的演讲,忆述说当年台大男生宿舍实行过学生自治制度,于是他大学4年,男生第一宿舍出现过“大型电动间、漫画店、6桌以上的撞球台”,搞到学生自治委员会竟能弄到100万新台币的年收入,并且派生出了各种暗盘政治。


到这里,“教坏小孩”这种指责就不再适用了,因为我这些校友是带着充分的自觉在搞这些的,他们很多人后来就在政坛混到一席之地,各有一分从外部或内部把国民党搞垮的功劳。这也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又一章。


言归正传。为什么1996年是台北市电动间的最高峰呢?因为那年曝出了一个“周人蔘电玩弊案”:经营数十间赌博性电玩店的周人蔘,长期行贿警察及检察官,行贿金额达数千万元,圈内相谓“吃人蔘”。此案涉案人数多到警界大地震,当时新闻报得很大。


借此机会,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即于1997年推动修订了《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其中有一条尽显其律师本事的“1000公尺条款”:凡申请游乐场执照的业者,店面必须距离学校、医院、图书馆1000公尺以上。这1公里的圆划下来,大概就只剩郊区、山上没被划到,等于完全禁绝。于是街机厅在台北市迅速绝迹。


台湾地区基本禁赌,所以赌博电玩被禁并没有争议,但一般的街机也因此而受了牵连。其实社会大众对此并不是没有概念,我们年轻一辈也多觉得赌博电玩是那些中老年人在玩的,从游戏性上来说对我们没有吸引力,根本比不过那些精美刺激的格斗、动作、射击、赛车。我们从小跟这些东西一起长大,也容易接受家机和PC上复杂的角色扮演、策略、冒险等游戏类型,上一辈人就不懂也没兴趣。能老少通吃的非赌博游戏,印象中似乎也就只有《俄罗斯方块》。


总之,要区分什么游戏有害,大家是认得清的,只是有不少人想要不分青红皂白全面查禁,而当年陈水扁的做法可谓高明:既不吃力不讨好地去区分机台的种类与良莠,也不背一刀切的政治恶名(毕竟他很重视年轻人的选票),而是用“1000公尺条款”釜底抽薪,达到事实上的封禁效果。


至于区分游戏机的任务,就留给立法机构,这项任务直到2000年1月才出了成果——《电子游戏场业管理条例》,将游戏机分为3种:赌博电玩被定义为“娱乐类”电子游戏机,一般的游戏则被定义为“益智类”电子游戏机,还有一种“钢珠类”,就是柏青哥或各种小钢珠机台。这个分类方法当然有很多可以吐槽的地方,后面执行起来也造成了各种不满与不便,例如到马英九、郝龙斌的市长任期时,台北车站地下街和很多商场也又出现了时下流行的《太鼓达人》之类音乐游戏机台,我不太清楚这之中的监管情况,但我看过有业者贴出过自己设计的音乐机台,在向政府申请登记时用的是“训练机”之类的名目。我印象中,也没有什么人抬杠叫嚣说“电动间”又回来了,怎么不禁?或者:为什么其他类型的非赌博街机不能也都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会再说。下面先讲回街机文化衰落之始的1997年。


台北市这一大刀,如果按寻常套路来讲,此时应该是家长、老师、社会贤达之类的群体开心叫好了,年轻人,特别是街机爱好者沮丧并且记恨陈水扁了,然后逐利的业者尚不死心,仍在地下继续营业。


然而时代的发展太快了,总能超越套路。周人蔘案和街机厅的封禁,对电子游戏在台湾的发展影响并不大,因为有另一个同类出现,无缝接轨地接过这市场了。这个同类,你应该能猜到,就是网咖(网络咖啡厅,大陆称网吧)。


网咖时代


检索资料,世界上第一间网咖诞生于1994年的英国,台湾地区的首家网咖“超新星网络咖啡厅”也在不久后于台湾大学附近设立,当时尚未流行线上游戏,网咖仅提供上网服务和简单的点心,或者传真、影印、扫描等业务。其后至1998年左右,有一家“战略高手”在忠孝东路黄金地段开业,一小时90元新台币,生意火爆一时,彼时最红的游戏是《星海争霸》(Starcraft,陆译《星际争霸》)和《世纪帝国》(Age of Empires,陆译《帝国时代》),到1999年,更有《反恐精英》和图像化的大型线上多人角色扮演游戏《石器时代》等等杀进市场,这就厉害了。


(记得当年战略高手开在这阿波罗大厦二楼,邻近捷运忠孝敦化站和美食群聚的216巷,现在改成牙医了)


我高中三年是1998到2001年,亲历了网咖的全面兴起,我们同学把去网咖叫做“连线”,放学去连线,翘课去连线,晚自习累了去连线,我们师大附中947班和956班一批常见班底给自己取了个浑号——“四五六七大队”,我们班的林恩立更曾经跟人组过战队打《CS》得到某比赛冠军,赢了几万块,后来我们跟他连线,真的完全打不过他。


网咖一间接着一间开,价格也迅速下滑到一小时30至50元左右(在外县市则有低到20元的),甚至我们学校附近的“OPEN撞球运动馆”也进了一批电脑,服务多校学生,让你挑杆(打撞球)、连线一次满足。


街机被禁又怎样?还有家机(旧称“电视游乐器”),以前都没禁,现在更禁不了。即使家长可以不让孩子碰游乐器,总不能不让他碰电脑,而学校就有电脑课。也许偏乡里还有比较多的人没碰过电脑,但在台北市,应该说每所学校每个班,都能找到一堆比老师还厉害的,能使出各种手段破解电脑教室的禁制,往里面灌游戏,甚至做到局域网联机对战,我们班高一电脑课就在连《雷神之锤》(Quake)一代,或者上MUD打《万王之王》。



“1000公尺条款”算什么?管得到游戏器,管不到电脑。电脑也可以拿来做正事,电子业更是台湾地区引以为傲的最强产业,没办法像街机、家机、撞球那样简单地妖魔化。对我们学生来说,既然电脑是正经物事,去网咖也就不像以前去电动间或撞球间那样有罪恶感,或是怕被贴不良少年标签的心理负担了。


这也要归功于战略高手开的一个好头,它位居黄金地段大厦二楼,窗明几净,禁烟,而且每台电脑都配耳机,不会吵到别人,第一印象就没有以前那些小型电动间的肮脏吵杂。特别是“禁烟”这一点非常重要,吸烟与否是区分好学生与不良少年的重要标签。我虽要求自己不歧视吸烟族,但总是很讨厌烟味的,撞球间和以前的电动间都有烟味,所以我不想去,但网咖我就愿意去。


(现在战略高手忠孝店搬到附近的地下室了,已无昔日之风光,就是普通的一间网咖)

 

(不太起眼的门口广告)


网咖当然也不是没有引起过卫道人士的指责,但彼时的台湾社会,在话语权的争夺上,保守派已被广义的自由派压了下去,虽然保守派人还很多,但是难以服人,声势节节败退,就像老国民党。政治上,李登辉居大位搞本土化和教育改革,正要凭借后现代的多元主义来取代老国民党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加近代“国族主义”,换句话说,就是让台湾地区不能再对青少年宣讲“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种口号。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似乎不再妖魔化游戏的原因──并不是大人醒悟了、偏见消除了,而是持这种意见的人声音大不起来了,偶尔叫一下也都会被盖掉。所以,应该说,大陆地区的卫道人士是比较幸福的,还有一个国家民族的大义可以取用。


大人于是只剩下色情、暴力的标签和“沉迷游戏—读不好书—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这种经济理由可以妖魔化游戏,但如果要讲经济,一旦游戏产业变大,而传统的升学谋职信道又愈来愈难走,那么这种责难的链条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游戏业也算不上什么救世主,但反正大家都没有挽救台湾地区经济的办法,有也实行不了,而游戏业再怎么差也起码有在实作,又有许多带动上游厂商的实绩在,所以从功利上来讲,游戏也就不能说不是一门正当行业了──虽然也是又累又难赚。但正因游戏业远远没有玩游戏那么爽,甚且很能和其他行业比惨,而民意多是同情惨、鄙视爽的,所以也愈来愈多人愿意承认游戏是正当行业了。这说起来很没道理,但现实就是这样。


“我们都长大了”


“难道我们可以为了赚钱就让这些东西泛滥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力的诘问,但是重复太多次,便容易引出一个气人的真心答案:“我觉得可以”或者直接骂他“白痴”。或曰有不少人因为沉迷游戏而荒废正事,这是事实,但如果你要拿这点来打整个游戏业,你会得到呛声:“自己教育失败不要牵拖游戏。”“会沉迷的人不迷这个也会迷别的。”


沉迷的确是一个应该讨论的问题,但我们不会想得出一个我们不乐见的结论,更忌共识得出后会被得理不饶人的讨厌家伙拿来压我,所以我们宁愿保持这种对抗而不对话的各行其是状态。即使真要讨论,也要确定他是自己人,确定我们的确是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搞风搞雨的,然后小心不让这个结果能被拿去当把柄。所以我们个人的处事智慧会增长,但群体很难。


台湾地区的问题,往往不能通过理性的沟通辩论来调解,却能通过各种旁行斜出的手段或天外飞来的暴力,使争端被转移,把争议给不了了之;有办法的人各显神通、各钻漏洞而得其所哉,没办法的人就随他去徒呼负负吧。电动间被“1000公尺条款”盖掉是这样,网咖的代兴也是这样。到2007年iPhone问世,手机游戏大兴以后更是这样。这几年,长辈也开始拿平板电脑玩游戏,一个个变成小孩了,而我们这一辈长大成为社会中坚了。时间是最大的暴力,没有人能撑得过它。


我们每每能从这样的世态炎凉中,感到人类就像是一座座孤岛。我们努力用文化来连结彼此,而今游戏能让我们感觉连成一片,互相取暖。我想,如果要认真从情感层面来说为什么现在台湾比较少妖魔化游戏了,那就是因为大家在这个离离落落的网络时代,愈来愈能体会这种认同上的匮乏,以及游戏所能造就的慰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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